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之外的民族时，是不大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但又很蛮横倨傲”的。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又非常容易发生激烈的革新”；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但又说他们不轻易为上级控制；也不会既说他们忠诚且宽厚，但又宣称“他们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也不会既说他们本性勇敢，但又详述他们如何怯懦；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出自考虑别人的言论，又说他们有十分真诚的良心；也不会既讲他们的战士在军队中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但又描述那些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某个民族一心倾慕西方文化，但又强调他们顽固的保守性格。他不会既用一本书的篇幅描写某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推崇演员和艺术家，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但又另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该民族的武士和刀剑
自日本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以来，已经七十五年了，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最令人迷惑的“但又……”之类的句式，此类描述极少运用在其他民族上。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之外的民族时，是不大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但又很蛮横倨傲”的。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又非常容易发生激烈的革新”；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但又说他们不轻易为上级控制；也不会既说他们忠诚且宽厚，但又宣称“他们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也不会既说他们本性勇敢，但又详述他们如何怯懦；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出自考虑别人的言论，又说他们有十分真诚的良心；也不会既讲他们的战士在军队中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但又描述那些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某个民族一心倾慕西方文化，但又强调他们顽固的保守性格。他不会既用一本书的篇幅描写某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推崇演员和艺术家，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但又另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该民族的武士和刀剑有无上荣誉。
日本人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有强烈的书写自我的冲动，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
日本人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有强烈的书写自我的冲动，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其坦率实在令人惊异。
人类学家必须提升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他所研究的部落中的这些日常琐事，与他本国所对应的事物相比截然不同。当他想理解某一部落中被视为最恶毒的或另一部落中被视为最胆怯的行为时，当他试图了解在特定情况下，部落居民将如何行动、如何感受时，他就会发现自己必须大力观察并注意细节，这些是在对文明民族进行研究时常常不被注意的。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乃是最关键的，并且也知道如何进行挖掘。
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在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观念是如何怪异，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历联系。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在起作用。我的研究越深入到日常交往细节就越能发现这些极为平常的条件。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越来越相互啮合。一个社会部门发生较其他部门更急剧的变化，其他部门就会受到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实现和谐一致的需要。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全都筹划好了，并且万无一失。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那认为非常有必要的主张——所有情况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全都筹划好了，并且万无一失。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那认为非常有必要的主张——所有情况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全都筹划好了，并且万无一失。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那认为非常有必要的主张——所有情况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
美国人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应付随时出现的挑战，并且随时准备应战。而日本人则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的突发事件。
他们不断说“全世界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展现日本精神。
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是不能相比的，后者只不过是纳粹党兴衰的晴雨表，是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对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帮助都深为感动。勇敢的行为被视为英雄，若能救出伤员那更是锦上添花。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
日本自我牺牲理论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
当美国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报本国政府以便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非常震惊，同时也非常蔑视。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最戏剧性的差别，莫过于日军被俘后竟与盟军合作。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最戏剧性的差别，莫过于日军被俘后竟与盟军合作。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适应这种新环境的规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作为日本人的日子也就结束了。
但日本人的行为似乎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换另一条道路。
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要求在无数因素之间求取平衡，在特定情况下，这些因素有些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反而增强。 当然，也有相互之间不太拘泥礼节的人。
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要求在无数因素之间求取平衡，在特定情况下，这些因素有些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反而增强。
天皇引入了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官阶品位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而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
就像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而发展了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拔刀应战，但也发展了各种风雅艺术。
农民的抱怨可能是正当的，国家尊重他们也是可取的。尽管判决对农民有利，可农民起义者已经僭越了等级制的严峻法令，这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他们要被判处死刑，不管他们的目的如何正确。甚至农民们也承认这种无法逃脱的命运。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起义领袖被投入油锅、被砍头或被钉上木架，农民即使目睹行刑也绝不暴动。这是法令秩序。他们可以在事后建祠，奉之为殉难烈士。但对于处刑，他们却认为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令的核心部分，必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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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统治在日本并不是什么新奇事，自从十二世纪以来，将军就以被剥夺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统治这个国家。有一个时期，职权分化更甚，徒有其名的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后者的权力又交由其世袭政治顾问。这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很常见。德
双重统治在日本并不是什么新奇事，自从十二世纪以来，将军就以被剥夺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统治这个国家。有一个时期，职权分化更甚，徒有其名的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后者的权力又交由其世袭政治顾问。这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很常见。
在欧洲与日本的封建制度都处于苟延残喘之时，日本竟然容许比欧洲大陆更大的阶级流动性，这一点实在令人惊奇。
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
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下，上面的权力总在向下伸展，而在中途与自下而上发展的地方自治权碰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则在于民主范围达到何种程度，负何种责任，地方领导是否能对整个地方共同体负责，或者会不会被地方势力所垄断以致损害公众利益。